中午吃飯時，聽到一起兇殺案的簡述：
一名男子將妻子與一子一女殘忍殺害，行兇者竟是其多年好友。作案後，兇手仍在現場清理痕跡並滯留長達五小時。
這個故事帶來的第一個直覺，不是震驚，而是一種熟悉的不安——我們的社會，正在系統性地低估人性中的惡。
一、正能量敘事的副作用：惡被遮蔽，而非被消滅
不可否認，刻意降低對惡性事件的曝光，確實可以避免模仿效應，這在傳播學上並非毫無根據。但問題在於：當「避免渲染惡」被上升為唯一價值，結果往往不是減少惡，而是削弱社會對惡的認知與防禦能力。
長期處於「一切都在掌控之中」「這只是個案」的敘事環境，大眾會逐漸形成錯覺：惡是罕見的、偶發的、不值得深入理解的。
而這，恰恰為更大的傷害鋪平了道路。
二、三個結構性例子
1. 對極權的失語，滋養了對系統性惡的誤判
中共為維持統治穩定，長期對出版、學術與公共言論進行嚴格審查。大量知識分子被吸納進體制，成為作協成員、教師、公務員，在「鐵飯碗」的保護下，完成了高度有效的自我審查。
其結果是：在官方敘事中，對邪教、極權、制度性暴力的反思幾乎絕跡；取而代之的，是無止境的「偉大、光榮、正確」。
於是，當個體遭遇所謂的「鐵拳」時，往往只會歸因為自己「運氣不好」，而無法意識到那是一個可預期、可重複的系統性問題。
2. 台灣的另一種幻覺：過度去神話，反而失去警覺
台灣在掙脫國民黨威權體制後，對其歷史敘事進行清算，這本身是必要且正當的。然而，清算若演變為全面否定，便容易產生另一種幻覺——認為威權敘事的一切警告，都是誇大其詞。
2000 年後的兩岸交流，使這種幻覺更加強化，逐漸形成一種「天真化」的社會氣質，低估了極權體制的真實運作方式與其對人性的侵蝕能力。
3. 群體事件被「偶發化」，社會失去自我診斷能力
對群體性事件的報導限制，常見手法是：不追蹤、不深挖、不討論背景，只將其定義為「個別極端事件」。
這種處理方式，看似維穩，實則剝奪了社會理解「惡如何生成」的機會——包括結構性壓力、心理失衡、長期剝奪與價值扭曲。
當土壤從不被檢視，惡只會一次次以更激烈的形式冒出來。
三、安全感的錯覺，與防範意識的消失
週一門診時，一位年輕男性患者進診室，外套內側背著貼身胸包。第一反應是：他應該長期生活在歐洲。
因為在歐洲，搶劫是需要被日常防範的現實。刷卡問診後，果然如此。
這恰好形成對比：在高度監控的社會中，人們往往誤以為自己生活在「極度安全」的國度；只是，風險並未消失，而是從「明搶」轉為「楚門世界式的詐騙」。
更荒謬的是：知道騙局的人，不能公開說；即便說了，周圍的人也往往不信，或選擇無所謂。
附記：關於「高級的搶與騙」
昨日與大姊聊天，她一邊抱怨沒錢，一邊卻是堅定的華為粉絲。我忍不住吐槽：沒錢，卻熱衷為「愛國廣告展示機」買單，這本身就是一種被精心設計的收割。
落後數代的硬體、封閉的生態圈、重新命名的安卓系統，再加上情緒高度動員的「愛國敘事」，讓消費者心甘情願為過時產品支付溢價，甚至引以為榮。
這不是創新，而是高級形式的搶與騙。
我所認同的愛國行為，從來只有一個標準：把產品做好，以合理的價格，普惠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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