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每個國家都要在短期的經濟增長與長期的環境保護之間進行抉擇。但是中國還有一個額外的負擔。中國的環境問題部分源自北京一直專注於經濟增長，部分也源自其不民主的政治體制。地方官員和商人習以為常地忘記環境法律法規，侵吞環保資金，並打擊挑戰自己的人。因此，改善中國的環境就不只是提升環境技術純粹技術面的事情了，它也是一件改革中國政治文化的事務。有效的環境保護需要透明的信息、官員問責制和獨立的司法體系。但這些特徵都是截然不同於中國今日的政治體制的基石，至今幾乎沒有跡象表明中國領導人將冒著失去共產黨權威的風險去繪製一條新的環境路線。除非中共願意對這些改革持開放立場，否則它就無法實現環保目標，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環境也不能協調起來。
原文：The Great Leap Backward?
作者：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
作者介紹：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是美國政府頗為倚重的智囊組織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ounciI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級研究員、亞洲研究中心主任。2005年出版了《河水變黑：環境挑戰中國的未來》(The River Runs Black:The Envi ronmentall chaI Ienges to china』s Future)一書。
文章來源：外交事務雜誌2007年9-10月刊
發表時間：2010年10月14日
編譯：Fred
完整翻譯：@Freeman7777、@hsin wang
校對：@Freeman7777
中國的環境問題正在加重。水污染跟水資源的稀缺給經濟帶來了巨大的負荷，與日俱增的空氣污染正危及到數以百萬計中國人民的建康，再加之該國大多數土地正在快速變成沙漠
，在空氣污染、水污染以及土地退化指標上中國都處於世界領先位置並且對一些世界上最為棘手的全球性環境問題（諸如非法木材貿易，海洋污染，氣候變化）來講，中國都已成為了頂級的「貢獻者」。隨著中國的污染災難的增加，對於其經濟、公共衛生、社會穩定和國際聲譽的風險也將增加。誠如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於2005年的警告所言：「由於我們的環保腳步跟不上進度，中國的經濟奇跡將會終結。」
伴隨著2008北京奧運會的臨近，中國領導人已經逐漸加強他們的言辭，設定了雄心勃勃的環保目標，宣佈了更高水平的環保投資，並告誡地方官員和商界領袖要注重環保、盡到自己的職責。儘管國際社會似乎接受北京已經制定了一條新的路線：雖然中國自身向環保友善的商界開放，但美國、歐盟和日本的官員正在詢問的不是是否會投資環保而是中國政府會投資多少金額在環保上。
不幸的是，這種熱情很大程度上源自廣為散佈但卻是誤導性的認識，即認為中國的事情都是中央政府說了算。中央政府設定了全國的議程,但並不控制其實施的所有方面。事實上，地方官員很少聽從中央政府的環保指令，而寧願集中他們的能源和資源去進一步推動經濟增長。事實是，在中國打開環保局面，所需要的事情遠比設定目標和花費金錢來得困難，它將需要革命性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和經濟改革。
一方面，中國的領導人們必須給予地方官員和工廠老闆們對的誘因，以幫助他們朝保護環境的方向轉型。同時，中國政府也應該放鬆他們加諸在法院、非政府組織（NGO）以及媒體上面的諸多政治限制，這麼做是為了使得這些團體成為環保的獨立執法單位。就這部分而言，國際社會，必須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堅持協助改革以及較不轉移尖端技術以及開發示範性項目上。這麼做就意味著深入戰壕去與中國地方官員，工廠主以及環保非政府組織合作；爭取國際非政府組織去教育和執行政策；並說服跨國公司去利用他們的經濟影響力去確保中國合作者採用最佳的環保措施。
不僅知道中國想要什麼還瞭解中國需要什麼，如果沒有這種頭腦清晰的認識，中國將會繼續保持世界上污染程度最嚴重國家之一的糟糕表現。其結果，不僅中國人民，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都會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空氣惡化的罪魁禍首
往往被吹捧為經濟奇跡的中國的快速發展，已經變成了一場環境災難。創紀錄的增長必然需要龐大的資源消耗，但在中國，能源的使用尤其一直都是不潔淨，效率低下的，對整個國家的空氣，土地和水造成了嚴重後果。以煤炭為例，雖然煤炭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也同時令中國人民開始感到「窒息」。煤炭解決了中國超過70％的能源需求，2006年全中國煤炭消耗量更是達到24億噸，超過美國、日本、英國三國用量的總和。而在2000年的時候，中國還保守地預測中國煤炭消耗量在現有基礎上增加一倍的時間點將是202C年，但是這一預測在今年年底就將會兌現。這其中的癥結就在於中國對能源的使用缺乏效率。一位中國官員2006年年初曾告訴《明鏡》(Der Spiegel )："我們生產價值一萬美元的產品，其所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七倍、美國的六倍，而最尷尬的是，我們連印度都不如，幾乎是印度的三倍。"
對煤炭資源的依賴造成中國整體環境日益惡化。全世界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中，中國就佔了16個，其中4座排名靠前的重度污染城市，就位於煤礦資源豐富的中國西北省份——山西省境內。在中國，90％的二氧化硫與50％的顆粒物排放，都是使用煤炭造成的結果。顆粒物會造成人體呼吸器官的疾病，而由二氧化硫所造成的酸雨目前覆蓋了中國四分之一的土地面積，以及三分之一的耕地面積，不僅致使農產品產量大幅減少，也使得建築物受到嚴重侵蝕。
儘管如此，煤的使用還僅僅是造成中國空氣質量下降的罪魁禍首之一，也許很快就會成為最不嚴重的原因。中國在交通運輸領域的迅猛發展對於中國的空氣品質提出了日益嚴重的挑戰。中國每年正在全國範圍裡新建超過52700里的高速公路，每天有超過14000輛私家車投入使用。到2020年，中國預計將會擁有超過1億3千萬輛車輛，而到2040年，中國的車輛數目將會超越美國。北京已經為這一高速發展支付了高額的代價。在2006年中國最適宜居住城市評選中，北京的排名由2005年的第4位，驟然下降到第15位，而下降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來自於對過於擁擠的交通和環境污染的不滿。目前為止，北京空氣中浮塵顆粒的含量，已經超過紐約6倍之多。 中國宏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也加重了空氣品質的惡化。到2030年，中國將遷移4億人口至新開發的城市中。而在這一過程中，預計將會有超過一半的住房拆毀重建。這是一項驚人的工程，特別是考慮到絕大多數的建築都不是以節能環保為目的建造的。此外，新興城市居民在空調、電視、冰箱等家用電器的能源消耗上，都將會比農村居民多出3倍。儘管中國是世界上太陽能、節能螢光燈、節能窗戶的最大製造商，但絕大多數商品都只是用作出口。除非有越來越多的節能產品被使用，否則中國新一輪的城市興建熱潮將會導致更大範圍的能源消耗與污染。
不容忽視的是，中國土地資源也遭受到了不受制約的發展以及忽視環境所帶來的衝擊。數個世紀的濫墾、濫伐、濫牧、濫耕，使中國北部與東北部大部分土地嚴重退化。再加上過去五十年來農耕用地不斷減少，導致了農作物產量減少，生態多樣性出現下降，氣候開始異常變遷。戈壁沙漠現在吞噬了中國西部和北部的大部分地區，並以每年擴增1900平方英里的速度在蔓延；一些報道說，儘管北京做出了積極的造林努力，但現時全國有四分之一的土地已經沙漠化，根據中國林業部的估計，沙漠化已經傷害到了將近4億中國人。與此同時，中國的大部分耕地土壤受到了污染，升高了對食品安全的關注。另據估計，全國有十分之一的耕地受到污染，每年有超過1千2百萬噸的穀物含有從土壤吸收而來的重金屬。
水資源短缺的矛盾
接下來是獲取清潔水資源的問題。儘管中國的淡水資源排名世界第四，僅僅位列巴西、俄羅斯與加拿大之後，但因為飲用水的需求高漲，加之過度開採、使用效率低下、污染和分配不均等因素的影響，造成中國三分之一的城市，也就是大約660個城市無法獲得足夠的清潔用水，其中又有110個城市面臨著清潔用水嚴重短缺的困境。根據中國環保咨詢專家馬軍的分析，靠近北京和天津的一些城市，水資源將會在未來5至7年全面枯竭。
另一方面，儘管對清潔用水的需求日益增加，但用水浪費現象也隨處可見。調查顯示，中國農業用水存在著巨大浪費，每年農業部門約佔全國總用水量的66％，絕大部分是用來灌溉，而有效利用率僅有一半不到。中國的工業是高度沒有效率的，它們通常比發達國家的競爭對手多使用10%-20%的用水量。都市中國是特別巨型的水資源消費者：多數城市供水漏損率高於20％，中國建設部已經誓言要在接下來2到3年裡要去解決這一問題。伴隨著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中國人均收入日漸增加，接踵而至的就是用水總量的增加，例如越來越多的城市家庭開始像歐洲人和美國人一樣，洗浴時間變長，添置洗碗機、洗碟機，甚至購買擁有需手工澆灌小花園的第二套住房，從而造成水資源浪費無度的問題愈發嚴重。根據統計，2004年至2005年間中國城市耗水量增加了6.6％，再加之對地下水的過度濫用，過去15年來，許多富裕的城市如上海、天津，其地表下陷已超過6英尺，而北京的地表下陷已毀及工廠、建築物與下水道，現在就連國際機場的安全亦受到影響。
污染也正在危及中國的水資源供應。中國的地表水，提供了全國總飲用水量的70%，正受到各式各樣來源的污染，例如污染的地表水、危險廢物處理場、農藥和化肥等。不僅如此，根據官方新華社的報告，中國90％的城市地下水也已受到污染，流經城市的河水有75％不宜飲用，魚類不宜捕撈，而全國有30％的河水不宜用作農業與工業用水。其結果是，將近7億居民的飲用水遭到動物與人類廢棄物的污染。世界銀行的一份調查發現，無法為三分之二的農村人口提供管道供水設施是造成5歲以下兒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並要為惡性腫瘤癌的患病率佔全國達11％之多負責。
儘管中國制定了多項法例規定以保證清潔用水的供應，但地方政府和工廠主卻並不貫徹實施。2005年的一項針對全國509座城市的調查顯示，僅有23％的地方工廠引入了污水處理設備。而另一份調查則顯示，超過三分之一的工業廢水和三分之二的城市生活污水，在未經處理的情況下便直接排入江河。而根據中國最近對長江與黃河的研究發現，水源污染的挑戰日益增加。長江在從西藏高原向東流向上海的流程中，接收了全國40％的污水，其中的80％都未曾經過處理，2007年，部分由於污染的緣故，中國政府宣佈推遲一項價值600億美元的河流改道的發展計劃，該計劃旨在供應北京，天津這種缺水城市的飲用水。黃河為超過1.5億人，15%的中國農業土地提供用水，但三分之二的水被認為是不安全的飲用水和並且百分之十的水被歸為污水。 2007年初，中國官員宣佈，超過三分之一原產於黃河的魚類，已經滅絕，原因則是築壩或污染。中國領導人來越關心氣候變遷對環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2007年春天，北京發佈了首份關於氣候變遷的國家評估報告，預測在中國七大河流中的三個（淮河、遼河與海河流域）降水量將下降百分之三十，並預測全國小麥、大米以及穀物收成在本世紀下半葉下降37%。它還預測，水量大部分都來自西藏冰川的長江和黃河，當冰川融化的時候會出現河水氾濫，繼而乾涸。而中國和國際科學家現在都警告說，由於海平面上升，上海到2050年可能被淹沒。
其他國家也受池魚之殃
中國的環境質量惡化已經開始影響世界上的其他國家。長期以來，日本和韓國一直承受著中國火力發電廠因排放廢氣所製造的酸雨之苦，以及每年春天中國戈壁沙漠的沙塵暴所吹送過來的有毒黃塵。美國的研究人員發現，有些美國境內的沙塵、硫磺顆粒、煙塵和微量金屬，是源自中國並經過太平洋飄浮過來，而根據美國環保署的評估，在某些特定的時節裡，洛杉磯空氣中飄浮的微粒物質，有25％來自中國。科學家還發現，美國土壤中水銀含量的增加，很大一部分源自中國的火力發電廠及水泥廠。據報道，目前全世界有25％—40％的水銀排放來自中國。
中國的水污染也同樣危及到其他國家，世界自然保護基金(World Wildlife Fund)這一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報告指出，中國目前已經成為太平洋海域最大的污染源。誠如中國政協委員劉全芳所指出的：「隨著環渤海的遼寧、河北、山東、天津等地經濟的快速發展，渤海已經變成了『納污池』和『垃圾場』，流入渤海的河流幾乎沒有一條是清潔的。」中國每年向渤海排放超過28億噸的污水，導致渤海海底泥漿中所含的重金屬，已經超過官方所定安全標準的2000倍，現在，渤海已經沒有一種魚類、貝類、蟹類能夠形成規模群帶，污染造成的危害是滅絕性的，渤海產卵場污染面積達100％，對蝦的產量也在過去15年中下降了90％。2006年，在工業化十分集中的廣東省與福建省，有83億多噸未經任何處理的污水被傾倒進海洋，比2001年傾倒總量增加了60％，影響所及。而東海這一曾經世界上最大的漁場也已有超過80%的海域不再適合捕魚，而2000年不適合捕魚的海域面積為53%。
再次，中國對氣候變遷的急劇影響已經引起了國際的關注。根據荷蘭環境組織2007年的報告顯示，中國目前已經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國際能源署(IEA)首席經濟學家法提赫，比羅爾(Fatih Bir01)表示，除非中國重新考慮對多種能源的利用和採用先進的環保技術，否則25年之後，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將是歐洲經合組織所有成員國排放量總合的2倍之多。
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活動也給與之有密切經貿往來的發展中國家合作夥伴們帶來了許多額外的環境負擔。中國的跨國公司在非洲、拉丁美洲和東南亞開採自然資源以為中國的持續經濟發展提供動力，但是這些開採活動卻使得這些地區的居民生活素質嚴重惡化。中國對木材的需求在過去的10多年中大幅增加，特別是自1998年爆發了特大洪澇災難後，中國禁止了對國內木材的濫砍亂伐行為。自1993年至2005年，中國木材進口量增加了3倍之多。根據世界自然保護基金的數據，中國對木材、紙張和紙漿的需求，在2005—2010年將比現在增加33％。
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非法砍伐木材的進口國。據估計，中國進口木材中，約有一半屬於非法。木材的非法砍伐對環境的破壞尤其嚴重，因為砍伐的對象經常是那些稀少的原始森林，從到造成當地自然資源遭到破壞，生態失衡。例如在2006年，柬埔寨政府同意將柬埔寨東北部兩處總計近20萬公頃的土地租讓給中國海南省的五指山集團，允許該公司在森林覆蓋的地區砍伐現有樹木以種植松樹，期限為99年，柬政府批給五指山集團的土地面積，是其2001年《土地法》所規定最高額的20倍。而根據一些環保組織的見證，中國公司在中緬甸邊境的森林砍伐了大量木材，並且正在深入緬甸境內尋找更多的優質木材。在很多情況下，這些破壞森林資源的商業活動都得到了當地政府的支持。在中國砍伐活動活躍的緬甸和印度尼西亞，兩個國家的中央政府已就這一問題向中國提出了抗議。中國的此類活動，連同礦產與能源公司，已經給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環境問題。
熱鍋上的執政黨
然而，在中國領導人看來，環境惡化本身是一個次要性的問題。他們更關心的是由環境危機間接導致的問題：即它對中國經濟奇跡的繼續、公共衛生秩序以及中國的國際聲譽所施加的威脅。總而言之，這些挑戰可能削弱中國共產黨的權威。
中國的領導人已開始為環境對經濟發展造成的不良影響憂心忡忡。多項中國國內和國外的研究表明，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每年占中國GDP的比重達到8％至12％。中國媒體經常公佈這些研究的結果對工農業生產和人民健康的影響。其中，水污染的環境成本為358億美元，空氣污染的環境成本為275億美元，氣候原因造成的災難損失為265億美元，酸雨133億美元，沙漠化60億美元和土地受污染造成農作物受損25億美元。重慶市每年花費在治理水污染上的開支佔據了城市GDP的4.3％；山西省雖然為全國輸送了大量的煤炭、電力等基礎能源，但其森林、水和土地都遭受了嚴重破壞或污染。據當地政府估計，該省每年的環境污染所導致的直接經濟損失大約佔到全省GDP的10.9％左右。為此，山西已要求北京補償其做出的「貢獻和犧牲」。
中國衛生部也為環境問題敲響了警鐘。在一份針對全國30個城市和78個縣市的調查報告顯示，不斷惡化的空氣和水污染，使全國範圍內癌症的發病率大幅增長：2005年以來，城市癌症的發病率增加了19％；農村地區更快，增加了23％。此外，根據世界銀行和中國政府聯合進行的一個研究項目統計，中國每年早亡於與空氣污染相關的呼吸道疾病的總人數為75萬人（據認為，由於擔心引發社會動盪，北京不願意公佈後一份數據）。而更嚴重的是水污染，每年共有1.9億人由於飲用不清潔水而患病，其主要河域的居民罹患腹瀉、癌症、腫瘤、血癌與發育不良等疾病的數量也在急遽增加。
由環境問題所引發的社會動盪也在增加。2006年春，中國環境部長周生賢指出，2005年發生了51000起由環境問題引發的社會抗議，相當於每週發生1000起。中國公民通過政府熱線和信件向地方官員反映環境問題，反映的數量每年增長達30%，在2007年就可能接近450000件。但公民們反映的問題鮮有得到滿意的解決，這樣他們就越類越多地通過抗議來反映。例如在2006年的幾個月中，甘肅省六個臨近村的村民們就認為鋅和鐵的提煉廠會污染自己的生活環境，由此發起了數次抗議活動。2000—2500名村民向人們展示鉛導致的疾病，包括缺乏維生素D和神經系統疾病。許多此類社會事件規模不大，且過程平和。但是一旦示威遊行不起作用，抗議者時而也會訴諸暴力。在因農田被侵佔和空氣被污染歷時兩年向地方政府、省政府和中央政府尋求賠償後，2005年春，三四萬浙江農民包圍了13座化工廠，他們砸碎了窗戶、推翻了公交車、攻擊地方政府，還焚燒了警車。地方政府派出1萬名武警鎮壓。化工廠被責令關閉，發起抗議活動的環保人士遭到了拘捕。中國政府不允許環保人士發動聯省的抗議活動和加入倡導更大範圍政治改革的陣營——政府在必要時甚至不惜動用武力。
面對這些問題，中國的領導人最近也開始採取積極的舉措，以減少環境污染和能源濫用。在字面上，這已經轉化為增加對環保事業的投資、雄心勃勃地設立減輕污染和降低單位能耗目標（每單位GDP的能源消耗量）。2005年，中國政府發佈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根據該規劃，到2010年，中國可再生能源消費量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將達到10％，同時，能源消耗將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單位工業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而全國環保投資額也將由現時占GDP總量的1.3％增加到1.6％。溫家寶總理已下令地方官員關閉煤礦、礦山和小水泥廠之類的重度污染的工廠和企業，並通過稅收和生產激勵等手段降低其他相關工廠的增長率。
這些目標雖然值得讚賞，但過往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能否完成這些目標還需要謹慎的樂觀。在2001年，中國政府也提出將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於2002—2005年期間減少10％的計劃，但事實上卻增加了27％。北京在實現最新目標的過程中已經遇到了困難：例如，中國沒有實現減少能耗和污染的第一個目標。亞洲最大的風力發電企業印度蘇司蘭能源有限公司(Suzlon Energy)的執行官也指出，中國在2004年只有37％的風力發電工程得以完成建造。而最近的2007年，也許是對業已制定的規劃目標缺乏足夠的信心，中國政府宣佈將單位工業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的目標調整至降低20％。其實，奧運會也是一個挑戰。自從北京在2001年承諾七年後奉獻一屆「綠色奧運」以來，國際奧委會就全力協助。現在，北京的路邊已經栽上了新的樹木，清潔能源的出租車和公交車也駛上了馬路，污染最嚴重的工廠搬出了市區，奧運村也堪稱節能建築的典範。但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北京仍原地踏步。北京市當局沒有履行在奧運期間為全市提供安全直飲水的承諾，他們現在的說法是只能對奧運村提供這樣的水。在奧運期間，北京市政府還禁止該市100萬輛車出行，並命令該市周邊的許多工廠停產。總的來說，北京市當局過去六年的所作所為（如增加每年空氣質量優良的天數）不足以確保一屆綠色奧運所需的空氣。籌備奧運已揭示了中國環境問題的頑疾和北京處理手段上的局限性。
地方的問題
很明顯，中國政府必須採取一些措施。對於中國經濟、公共衛生和國際聲譽不作為的成本正在增加。最重要的是，社會不滿在聚集。中國人民已對政府處理環境問題的能力失去了耐心。政府也對可能由環境問題引發的更大範圍的社會動盪有清醒的認識。
今年春季的一起事件給中國領導人敲響了警鐘。五月中的一段時間，在經歷了幾個月的反對在該市修建一項投資達14億的化工廠（PX項目）後，廈門大學的教授和學生通過一百萬條手機短信號召市民在6月1日上街遊行。6月1日當天以及之後，7000—20000名廈門市民和平地走上街頭，一些人甚至不畏懼被開除學籍乃至黨籍的危險。抗議活動被拍成視頻，上傳到了Youtube網站。其中的一個視頻將廈門的活動與2007年的太湖環境危機（由於湖水受污而產生的藍藻污染了無錫市的飲用水源）聯繫了起來。該視頻將此事與1989年的天安門抗議進行對比，解說員說到，（廈門的抗議）「是天安門抗議之後的第一次真正的遊行示威」。
作為回應，廈門市當局終止了PX化工廠項目，但政府也發動了一場火力全開的運動去污蔑抗議者和他們拍攝的視頻。此外，很多關於抗議活動和「勿忘天安門」的評論出現在了很多網站上。這些公開發表且能被所有中國人看到的訊息成了中國領導人的心腹大患——對環境問題的處置不當可能招致要求更大範圍政治改革這種災難性的結果。
這類公共抗議活動也說明，僅靠令人印象深刻的目標和巨額投資是解決不了環境問題的。這類問題的解決事關國家治理之道和環境政策的根本性變革。迄今為止，北京仍按照實現經濟增長的方式來解決環境問題：給予地方政府和企業主極大的決策權，並在對國際組織和國內NGO進行監視的情況下尋求其幫助。
例如位於北京的中國最高環境部門環境保護部。該部已成為中國最具創造性的環境政策的泉源。該部提出了一項名為《環境影響評價法》的法案，該法要求地方政府公佈環境災害的信息、污染統計數據以及知名排污者的名冊；該部嘗試評估環境退化和污染對國家GDP的影響；該部在事先沒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的情況下就關閉了100多家大規模工廠；該部在北京只擁有300名全職人員，但在地方只有幾百名僱員（與之相比，美國環境署在華盛頓就有9000名僱員）。此外，環境保護部的權威僅僅體現在監督地方政府和環境部門上。在一些情況下，這允許大膽的實驗項目。例如在東部省份江蘇，世界銀行和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發起了一項名為綠色觀察的項目，對12000加工廠進行了升級。然而，中國高度集權化的體制制約了進步：中國660多個城市中只有7%—10%符合環境部的國家環保模範城市標準。根據中國著名環境問題律師王燦發的看法，在中國頒布的環境法律法規中，只有10%得到了事實上的執行。
一個最顯著的問題就是地方官員的配合。地方政府缺乏足夠的激勵或懲戒政策去推動他們將環保放在第一位。在很多中小城市，由於水價只有替換品價格的20％，從而使得當地政府和企業主不願意投入資金修建廢水處理廠，或者其他一些蓄水設備。此外，當地政府對污染的罰款金額十分有限，以至於企業主們通常更願意繳付罰金，也不願意去購買較為昂貴的環保設備，2005年，一個燃煤火力發電廠的負責人就曾經告訴記者，他不會按照法例規定給發電廠加裝除硫設備，因為該設備的花費相當於繳交15年的罰款——他寧願被罰。
地方政府對嚴重的環境問題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官員們在工廠中都有經濟利益，或者與企業主有著人際關係。而且，地方環境部門一旦將環境問題反映至地方政府，自己也會承受巨大的政治壓力。近年來，中國媒體報道了很多地方政府向法院、媒體甚至醫院施加壓力，以防止相關事件被公眾知曉（就在今年，浙江省的官員據報道以120萬左右的金額為條件答應企業沒有工廠事先的同意他們不會遭到政府檢查）。
此外，地方官員還頻繁挪用環保項目資金，將之用於其他領域。中國環境規劃研究院向環境保護部報告，截至今年年底，用於環保事業的資金僅佔GDP的0.6%。根據一項研究，同一時期用於城市的環境保護資金的60%流向了其他領域，包括公園、工廠生產線、燃氣站、污泥處理站等。
許多地方官員也阻礙追究他們未能保護環境所擔責任的努力。 2005年，國家環境保護部推出了「綠色GDP」運動，這是一個旨在計算環境退化和污染成本的項目，並根據他們的經濟管理工作以及他們對於環境保護達到了什麼程度，為評估地方官員的表現提供一個基礎。然而，好幾個省份卻猶豫不決，擔心數字將揭示環境遭受破壞的程度。國家環境保護部在「綠色GDP」運動中的合作夥伴中國國家統計局，也通過宣佈它並不具有進行精確綠色GDP統計
工具的方式破壞了這種努力，並且它不相信應該在此基礎上評估官員們的工作。在 2006年9月後發佈了部分報告後，國家統計局已拒絕發佈今年的調查結果給公眾。
另一個問題則是很多中國公司難以從增加環保投入的努力中看到直接經濟收益。聯想和海爾雖然因採取創新環保科技而取得成功，專門從事太陽能技術研發的尚德太陽能電力公司(Suntech)也已成為全球領先的太陽能電池板出口商，但這樣的公司畢竟只是少數。一份最近的調查發現，只有18％的中國公司相信他們可以從改善環境中獲得經濟收益，另一份針對企業領導者的調查同樣發現，絕大多數中國的企業領袖們都難以理解負責任企業行為有什麼好處，他們只是將保護環境看作一項負擔而非責任。
尚欠火候
中國國內執行環境保護任務的正式權威處理問題的局限性使得該國領導人不得不對外尋求援助。大約15年以來，中國的NGO、媒體以及國際組織成了中國政府解決環境問題的賭注。但是中國政府仍對這些力量懷有戒心。
中國本土的環保人士及其在媒體中的盟友是中國最有實力（以及潛在爆炸力）的力量。自從1990年代中期四、五家NGO開始投身環保教育和保護生物多樣性以來，中國的環境運動已發展為包括有30—40歲精力旺盛的人士運行的上千家NGO組織。這些組織通常向中國政府曝光污染企業，為受環境侵害的農民維權，資助國內新興的小型NGO並參與國際合作。它們活動的方式是向政府寫信、在網絡上發起抗議以及在國內報紙上發表評論。在這一事業中，媒體是重要的盟友：他們羞辱排污者、揭露環境侵害案件、彰顯環境保護成就。
北京已能夠允許NGO和媒體在基層充當環保監視者的角色，但它仍要對這些力量進行某些制約，尤其是不能允許它們直接批評中央政府。越過這些界限將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吳立宏致力於保護太湖已有16年，他搜集的證據使得200多家工廠被關閉。儘管北京在2005年授予他國家傑出環保衛士稱號，他在調查期間仍數次受到地方流氓的毆打。2006年，宜興當局以敲詐勒索罪為名拘捕了他。2006年高曼環保獎(Goldman Environmental Prize)得主、傑出的民間環保人士余曉剛因為向雲南村民宣傳水壩的潛在危害而被禁止出國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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